六、贵州省警察学院教授刘枧发言

刘枧简介：贵州警察学院教授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高级访问学者，华东师大贵州校友会副会长，四川大学贵州校友会第三届副会长，贵州省青年文学研究会副会长，国际华文诗人协会副秘书长。

根植黔北的诗魂

——李发模先生诗歌作品的艺术特色与思想内涵

刘枧

李发模先生是中国当代诗坛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。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诗人，生于贵州绥阳，历任遵义市文联主席、贵州省作协副主席、贵州省诗人协会终身名誉主席等职，迄今已出版诗集、散文集六十余部。自1979年叙事长诗《呼声》震动诗坛以来，他笔耕半个多世纪，以绵延不绝的创作生命力、扎根泥土的质朴情怀和日渐深沉的哲学思辨，构筑了独属于黔北高原的诗歌世界。本文试从艺术特色与思想内涵两个维度，探寻李发模诗歌的精神质地。

一、艺术特色：意象、语言与风格的立体建构

（一） “山”的意象谱系：从黔北地理到精神图腾

在李发模的诗歌中，“山”是最为密集且最具辨识度的意象。山不仅是黔北地理的真实写照，更是诗人灵魂的栖息地与思想的承载物。2024年出版的诗集《山中书》，四辑开篇即名为“山中春秋”，仅直接以“山”为题的诗便有《雾罩山》、《空山》、《家山》、《山居写意》等十余首，而“山”隐于诗中的更是不胜枚举。评论家谢向东指出：“‘山’作为一个诗歌意象，或许已深深镶嵌入诗人的生命之中，成为发模先生诗歌不可或缺的元素。”

李发模笔下的山，绝非静态的背景，而是被赋予了人格与灵魂的生命体。他写道：“山是高原的特产”、“阳光上高原搬运山”；在《坝子》一诗中，“河乃大地内心的渴望/山是选手/坝子是山水的怀抱”——山河物象在他笔下俨然有了人的意志与情感。这种拟人化的书写，使他的山水诗摆脱了传统山水诗的抒情模式，转向一种“人格诗化”的境界。诗人“将山赋予了人格，人格诗化下的那些‘山’，端着天空，站起高原”，诗歌的思想宽度与厚度由此延展开来。

（二）质朴灵通的诗歌语言：传统韵律与现代张力的融合

李发模的语言风格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“质朴灵通”。评论家芯尼评价其作品“一向以质朴、灵通、小中见大著称”。这种质朴，并非语言的简陋，而是经过生活淬炼之后的返璞归真。他的诗歌语言深扎于黔北的泥土之中，具有鲜明的民间气息和原生态的生命质感。

评论家绿岛在分析长诗《命的边缘》时，特别指出其语言的独特性：“独特的诗歌语言，在其作品中构成一种独一无二的、土生土长的、乡土韵味十足的语言表述特征。”这种语言近乎“原始山寨里的词语运用本身，是整体诗歌的血和肉”。然而，李发模的诗歌语言并非一味求“土”。他在保持乡土根性的同时，自觉融入了传统诗词的韵律美与时尚元素，使语言呈现出“传统诗词的韵律美与时尚元素相结合的张力”。这种土与洋、古与今的融合，赋予其诗歌一种独特的辨识度。

（三）多样化的诗体探索：叙事长诗与哲思短章的双峰并峙

李发模的创作面貌是丰富的。许多人因《呼声》而误以为他只擅长写叙事长诗，实际上，他的创作版图中还包含了大量“充满哲思，极有张力，空灵隽永，蕴涵丰富，短小精干的抒情短诗”。长篇叙事诗以史诗般的恢弘气魄承载家国记忆与民族精神，短章则以凝练的文字包裹深沉的哲思——长篇与短章相互补充，构成了李发模诗歌在形式上的双峰并峙。

就长篇而言，《呼声》、《呵嗬》、《命的边缘》三部作品代表了他不同时期的创作高峰。《呼声》以五封信的形式控诉血统论压迫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现实主义诗歌回归的标志；《呵嗬》以仡佬族民间传说为载体，五千余行洋洋洒洒，被评论界称为“一部气势恢弘的民族史诗”；《命的边缘》则以“时代楷模”黄大发为原型，以“包罗众生万象的宏大叙事构架、多声部的交响叠唱”建构起一部新时代的英雄诗篇。而在短章方面，近年出版的《山中书》、《抚摸空茫》等诗集，则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，将“天地、时光、心域、尘世、故园、情意、山野、万物、哲思等主题一一展开”，将哲思熔铸于日常生活的一草一木之中。

二、思想内涵：乡土、家国与生命的哲学追问

（一）深沉的乡土情怀与家国意识的融合

李发模的诗歌根植于黔北这片土地，但绝不止于“乡土诗人”的标签。他对故乡的热爱，不是浮于表象的廉价赞美，而是“对家乡深入骨髓的热爱”。他从不回避自己是农民出身，甚至以此为荣，其诗歌实践“基于农村这片沃土，衍生出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，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诗歌审美”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李发模将这种乡土情怀与更大的家国意识自然融为一体。他对家乡的热爱，延展至黔北乃至整个贵州大地，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。在《想带遵义去北京》中，他以惊人的想象力将遵义山水与首都北京连结在一起：“我想让京华看看我的家乡”，诗中以娄山山脉为扁担，以乌江与赤水河为箩绳，“一头是二十万年前远古桐梓人的足迹，一头是两亿年前恐龙在赤水河一带的生存”，将乡土书写升华为对红色基因与民族历史的深沉礼赞。

（二）人民性的坚守：从《呼声》到《呵嗬》的民生关怀

李发模的诗歌始终与人民的命运同频共振。从早期的《呼声》到中期的《呵嗬》，再到晚近的《命的边缘》，一条清晰的人民性主线贯穿始终。评论家郭曰方指出，在李发模的许多诗篇中，“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那就是反映民生的喜怒哀乐，为人民而放声歌唱”。著名诗人艾青曾说：“个人的痛苦与欢乐，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。”李发模的创作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——他的诗歌始终“立足于生活最底层，并将那些原滋原味的原始生活元素再现为诗意审美的最大化”。

在组诗《听风有雨》中，李发模以平实的笔触书写百姓众生：“春秋夫妻，百业儿女/共享日金月银，姓名沧桑”。这种书写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而是以一种“牵手民众、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”去感受普通人的悲欢离合。他对社会底层的关注、对弱势群体的关怀，赋予其诗歌以持久的道德感召力和现实温度。

 （三） 生命意识与哲学思辨的日渐深入

李发模的诗歌并非始终停留在写实与抒情的层面。随着阅历的积累与思想的成熟，他的创作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哲学转向。评论家赵晏彪在评《诗国酒鼎》时写道，年逾七旬的李发模“风骨犹存，激情犹在，热血犹沸，哲思犹深”，“思想的内核形成了作品坚实的骨架”。这种哲思并非抽象的概念推演，而是从日常生活与自然万物中生长出来的生命智慧。

在《抚摸空茫》中，他将天地视为一本大书，“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本书的读者和作者”。诗作《齐物》“以深刻的哲思唤起我们对于物欲与虚名的警觉，引导我们审视内心深处，寻找真正的美好与价值”。《在先人墓前》则追问人与自然的关系：“人与自然，应和睦相处/在今天，该如何修补/掠夺的创伤，人际的裂痕”。这些诗句超越了单纯的抒情，进入了对人类存在、生态伦理等根本性问题的深层叩问，体现了诗人作为思想者的精神高度。

（四）多元文化底蕴：红色基因、民族传统与古典文化的交汇

李发模的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层次。生于黔北、长于遵义的他，自然承载了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。他的笔下，茅台镇与红军的传奇时常浮现：“液体的太阳，1935升起/1949的共和国，在天安门城楼/宣告站起来的神州”。同时，他又深谙民族文化的根脉，仡佬族民间传说的情感气质渗透在《呵嗬》之中，使整部作品呈现出“粗狂、朴实、明朗、奇丽的风格特点”。此外他的诗歌还散发着浓郁的古典文化气息——有评论家指出，其散文中“散发着禅宗悟道的佛家文化气息”。红色革命传统、少数民族文化、中原古典文脉与黔北地域风情在他的诗歌中交汇融合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、多维度的精神谱系。

三、结语

纵观李发模先生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，从青年时期的《呼声》到古稀之年的《山中书》、《抚摸空茫》，他的诗歌世界始终保持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与持续的创新活力。这种活力的来源，在于他对脚下土地永不褪色的热爱，在于他与人民命运同频共振的创作立场，也在于他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哲学思辨的过人能力。

 李发模自己曾说：“诗，既要现实，又要梦想，但必须与心灵有关。诗，必然立足于人间烟火，为人的生活指出一条光明之路，它涉及尊严、自由和爱，无论生存到何种境地，人必须有挑战自身和置身其中的勇气。”这段话，或许正是他全部诗歌创作的最佳注脚。他的诗，既是对黔北高原的深情礼赞，也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；既是乡土中国的心灵地图，也是走向未来的精神航标。在这个诗意日渐稀薄的时代，李发模以他的笔耕不辍，为中国诗歌保留了一脉有根的、有温度的、有深度的活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