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统治者提出“恢尧舜之典则，总夏商之礼文”“仿虞周汉唐之旧”。继而北宋迎来儒学复兴的黄金时代，大幅度地以古制规范宋廷统治秩序，违者罪为逾制或僭越，必会受到国法制裁。孔孟思想复归尊崇，北宋服饰不再只是生活用品，更是“礼”的象征，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。

《荀子·王制》认为，君臣士庶各阶层均应“衣服有制，宫室有度，人徒有数，丧祭械用皆有等宜”。再者，此时的儒学思想体系也呈现革新趋势。北宋文人不仅崇尚儒复归，还重视吸收佛家文化，特别是对“灭欲观”的认识与消化。所以，该时期“儒士参禅，阴禅阳儒，成为鲜明的时代特点”。

此外，文人们还积极地援道入儒，使儒释道三家思想文化充分交融，创造性地吸收释道理论重构儒学思想。这种三教合一的意识形态迅速波及全社会，也被皇帝以“以佛修心，以道养生，以儒治世”的观念给予强化提倡。如此一来，传统儒学便在“援释引道”的状态下获得新生，成为新的主流哲学，即后世所称的“宋学”。

宋学的相关流派有荆公新学、温公学派、苏学派和以洛关为代表的理学派，特征是援释引道以正儒理，注重义理阐发，使儒学哲学化。宋仁宗嘉祐初到宋神宗元丰末，是宋学兴盛时期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荆公新学，其核心观点是：“道者，天也，万物之所自生，故为天下母……”“天与道合二为一”。

理学派诞生后也积极地通过住著述讲学辩学授徒等途径使其“人随天道”的主张广泛传播，北宋时期未成为官学，但基层受众却也十分广泛，包括北宋帝王在内的统治阶级也能深受启发。宋神宗曾多次召见理学家程颢，每退必曰：“频求对，欲常常见卿。”

以上诸流派以“人随天道”为核心观点，影响深远，这种观点与其具体服饰设计理念相统一。

“宋学”认为器物造型与图形符号表达着礼仪秩序，代表着社会伦理，所以按照封建礼教规则进行的造物设计才是正确和美的，即“道寓于器，载礼释道”。这也反映了宋学具有理性思辨的意识特征，承继了传统设计思想。

《考工记》记载“天有时，地有气，材有美，工有巧，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。”这典型阐释了中华设计观，意思是造物设计有顺应宇宙之存在和自然之规律，遵守万物秩序及其自然属性，设计制作的器物才可为上乘。

基于此服饰形象被只许平民不用皂白二色，宋仁宗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又禁止“士庶仿效胡人衣装，裹番样头巾，着青绿……”，各类少数民族服饰自下而上屡被禁止，违者“以违御笔论”。皇祐七年（1055年）因民间士庶模仿皇室成员及内臣所着衣色而下令禁天下衣“黑紫服者”，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十月又禁天下衣“墨紫”。同时民间自觉消费中原服饰，不同于唐代大幅度的胡服风尚。

比如颇具文雅气息的头巾几乎遍布了各阶层男士，武将的服饰也常有幅巾相配，与前朝大不相同。北宋服饰形制中的“褙子”含蓄儒雅，暗含礼仪，腋下开叉的结构设计更满足了四肢活动需求。这一设计也符合了当时“便身利事”的理性设计要求，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礼仪。

基于“宋学”的哲学观，一种“淡泊超然”的独特心境逐渐诞生，促成了平实、简朴、文雅、自然、理性的民间服饰风格，呈现出“典（典庄）、序（仪序）、蕴（内含）、便（方便）的美学特点。

北宋服饰渐趋等差鲜明、温然有序，都城汴梁赢得了“风俗典礼，四方仰之为师”的肯定。

以上内容来自《百工百衣风尚图考》